认真地说道：“西年前咱在百货大楼看见万元户戴的进口表，你忘了？

    现在政策松得能跑火车，等国营厂的锅炉凉透了，咱喝西北风去？”

    他忽然攥住妻子的手腕，虎口的老茧蹭得方婉清发疼，激动地说：“上个月我在沈阳火车站看见倒铝锭的，一趟车皮赚的比咱十年工资都多。”

    他的眼神中燃烧着炽热的火焰，那是对财富的渴望和对新时代机遇的敏锐洞察。

    女人的杏眼颤了颤。

    她当然记得去年冬天，李启铭用蛇皮袋装着轴承螺丝挤绿皮火车，回来时裤脚还沾着东北的雪碴子。

    此刻他眼里燃烧着的火，和当年在厂庆晚会上跳迪斯科时一模一样——那时他把她举过头顶，天花板的吊扇转得人发晕，周围全是羡慕的口哨。

    那些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她心中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对过去安稳生活的眷恋，又有对丈夫所描绘的未知财富世界的一丝动摇。

    此后，李启铭毅然决然地踏上了“下海经商”之路，方婉清也在他的影响下，与他携手同行。

    在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，“大锅饭”体制编织了一套严密的意义网络：八级工资制下的收入等差被控制在2.8倍以内，国营厂的铁皮信箱里每月躺着数额相近的工资条，连劳保用品发放的毛巾肥皂都带着体制的刻度。

    这种物质分配的相对均等，被升华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象化表达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传统观念与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形成互文，让“共同富裕”在集体想象中窄化为“同步富裕”的平均主义。

    方婉清领口的蓝印油与李启铭脖子上的白毛巾，正是这种体制人格的符号——前者代表计划经济的行政化流程（蓝印油象征文件流转的制度印记），后者象征产业工人的身份徽章（白毛巾是国营厂劳保标配，更是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视觉化标签）。

    当李启铭提到“万元户的进口表”，触碰的不仅是物质差距，更是